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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工業葉正大:一代飛機一代魂



2016年08月02日 09:36機床商務網點擊:5895

  【中國機床商務網 行業精英】89歲高齡的葉正大三年前完成了自己的回憶錄。在新中國的國防科技工業領域,葉正大是一位有著歷史傳奇色彩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名中將,是新中國航空科技領域代飛機設計師。他親自參與設計研究或主持領導的型號任務有12項,在殲教1及殲7、殲8等空海軍主力戰機的研制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貢獻。他的父親就是中國近代史的軍事將領葉挺將軍,而今年,又是他的父母、弟弟妹妹在“四八空難”中遇難整70周年。
  




葉正大在殲10飛機前。
  


1954年底,葉正大與任岳在莫斯科結婚。
  


葉挺一家1939年在澳門。左一葉挺,左二葉正大。
  
  1.戴笠感慨葉挺:
  
  共產黨人的可怕,就在這些地方
  
  翻開葉正大的回憶錄,翻開那些塵封的記憶,我們看到了大量珍貴的照片。葉挺的英武,葉挺夫人的賢淑俊秀;老一輩的氣宇軒昂,新中國年輕一代知識分子的意氣風發……這些,都會不知不覺帶你走進曾經硝煙彌漫的年代,也走進那個建設新中國熱火朝天的時期。
  
  回憶錄的開始,葉正大飽含深情、用細膩的心思、以不小的篇幅講述了父母、弟弟妹妹和曾經溫馨的少年時代的家,講述了母親和父親葉挺。
  
  葉挺是中國近代史的軍事將領。他被譽為北伐名將,1927年,在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兩次重大歷史事件中,都擔任了前敵總指揮的重要職務。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葉挺受命組建新四軍并任軍長,在中華民族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偉大戰爭中功勛。主席曾稱葉挺是“共產黨的任總司令”,并對他說:“人民軍隊的戰史要從你寫起。”
  
  1941年,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后,葉挺被國民黨當局拘押多年,先是囚禁在上饒,后又被押往桂林、重慶。在多年的囚禁中,他隨身只帶一個自制的小油燈,用來做伴、讀書,并一直堅持不理發、不修面,表示不獲自由絕不妥協。他大義凜然、堅貞不屈,寫下了響遏行云的詩篇《囚歌》。
  
  抗戰勝利后,國共和談期間,向蔣介石提出釋放葉挺等人的問題。曾在國民黨“軍統”工作18年的沈醉當時帶著好奇心理去監獄看過葉挺,想知道共產黨的將領在被釋放后件要做的是什么事情。葉挺毫不思索地回答說:“我將來出去件要辦的事,便是請求黨恢復我的黨籍。”當沈醉把這個情況告訴戴笠,戴笠沉默了很久后說了一句話:“共產黨人的可怕,就在這些地方。”
  
  通過中國共產黨的努力營救,葉挺終于出獄,但于1946年4月8日,在與王若飛、鄧發等共產黨領導干部從重慶飛赴延安途中,卻不幸遭遇空難犧牲。同機遇難的還有葉挺的夫人李秀文,以及他們十歲的女兒葉揚眉和剛剛三歲的兒子阿九。
  
  “四八空難”的真相一直無從披露,直到60年后的2006年,隱居中國臺灣、當時親自參加密謀的軍統特務杜吉堂在臨死之前,才道出“四八空難”幕后的秘密,讓此事大白于天下。原來,軍統特務對這次飛行進行了精密的暗殺策劃——當時在中美特別合作所的特工隊隊長杜吉堂,找到其下屬有關特務骨干以檢修為名在飛機的高度表和磁盤表反面放了磁鐵。致使4月8日飛機從重慶飛往延安途中,導航系統失靈,飛機迷航,終在黃河以東的黑茶山失事。那一年,葉挺50歲,他的夫人39歲。
  
  葉挺與夫人遇難時,19歲的葉正大由姨媽照料,和兩個弟弟妹妹在廣州生活。就在他們滿懷期待等著與父母親團聚時,卻從報紙上看到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聯合具名的《訃告》,葉正大與姨媽及弟弟妹妹悲傷欲絕、抱頭痛哭。他說自己從小不是一個愛流淚的人,但在那些日子里,終日以淚洗面。
  
  父母及弟弟妹妹的遇難,成了葉正大一生心中永遠的痛,他決心投身航空事業,報家仇雪國恨,以告慰父母在天之靈。1993年,葉正大的六妹劍梅患腸癌,彌留之際神志卻十分清醒,葉正大噙著淚水對她說:“劍梅,你不要難過,你先去了爸爸媽媽身邊,以后我也會到爸爸媽媽身邊,我們兄妹會在爸爸媽媽那里相聚……”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
  
  2.周總理說,以后你就是我們大家的兒子
  
  父母遇難時,葉正大已高中畢業,周恩來總理指示要他在廣州繼續讀大學。然而在廣州每天也都有特務盯梢,為擺脫國民黨特務的糾纏,葉正大通過黨的關系請示周總理,他要到解放區去,去找共產黨中父親的那些好朋友,找父親信賴的周恩來伯伯,找遠在延安的兩個大些的弟弟們。在得到周總理同意后,他輾轉北平、張家口,幾個月后終于獲得機會隨一支干部隊伍步行去延安。
  
  快到延安的那一天,大家都很興奮,都希望早一點到達目的地,一天走了一百二三十里路。葉正大說,當我隨著隊伍沿著蜿蜒的山間小路走近延安,遠遠看見寶塔山、延河水的時候,我的心情非常激動。我知道,這里是父親1937年接受新四軍軍長職務后,首先想到要來見黨中央、的地方,是父母親和弟弟妹妹飛赴這里而途中遇難的地方,也是我的親人們長眠的地方。
  
  到延安不久,他見到了周總理,還沒有張口說話就已淚流滿面,止也止不住。周總理安慰他說:“好了,孩子,到了延安,就是回了家了!以后你就是我們大家的兒子,你一定要繼承父親的遺志,做一個的革命者!”
  
  那時在延安的烈士子女很多,由領導干部分別照看,組織上分配朱德老總照顧葉正大,他管朱老總叫伯伯。到延安他才知道,弟弟正明、華明已在之前去了山西興縣讀書,那是晉綏邊區政府所在地。住在朱伯伯這里,他覺得自己又有了家。朱伯伯和康克清媽媽一起跟他聊天,話家常,后又安排人帶他去父母親和弟弟妹妹當時在延安機場附近的墓地祭奠。他想起父親母親的慈愛,想起父親給他們兄妹九個起名字時,曾說過“你們的名字合起來就是正大光明,揚眉吐氣”的情景,而如今,父母已犧牲,揚眉妹妹和小弟阿九也已先離去了。他不由得撲倒在親人們的墓前,幾個月來積郁在心中的痛苦和思念之情難以抑制,很久很久嚎啕痛哭。
  
  到延安兩年后的1948年,黨中央決定送21個懂俄文的年輕干部到蘇聯學習,為新中國的建設儲備技術人才。這21個年輕干部絕大部分是烈士的遺孤,也有黨的干部的子女,其中除葉正大與大弟葉正明外,還有李鵬、鄒家華、葉楚梅(葉劍英之女),以及數年后成為葉正大妻子的任岳(任弼石侄女)等人。這一批人后來在“文革”中受到很大沖擊,康生將對他們的處理定性為“蘇修反革命特務集團案”,并將案件取代號為“4821”。“文革”結束后,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這個冤假錯案得以徹底平反糾正,其中一些同志走上中央各級重要的領導崗位。再聚藍天紅日下,這些樂觀的老同志索性就將“4821”當作他們的代號,漸漸,國內媒體也這樣稱呼了。
  
  初到蘇聯,他們是被送到離莫斯科400公里遠的伊萬諾沃學習的,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才終于堂堂正正地到莫斯科去讀大學。葉正大與弟弟葉正明商量,決定進莫斯科航空學院,這不僅因為葉正大從小酷愛航模,還有家仇,更有國恨。
  
  3.題詞:建設中國的強大空軍
  
  當時的莫斯科,還沒從戰爭創傷中恢復,條件很艱苦,市場上供應短缺、物價飛漲。這些都不怕,留學生們感覺剛開始時俄語不過關才是較大的困難。蘇聯教授上課時,沒有講義,一來先在黑板上寫下幾個公式,然后就開講,他們只能盡大努力去聽,根本來不及記筆記,下課后再借蘇聯同學的筆記抄,經常要抄到晚上10點以后。
  
  曾經有人把將國外名著介紹到中國的譯者譽為盜火的普羅米修斯,因為他們用母語重新演繹了國外那些錦繡文章,讓中國文化得以與世界對接。葉正大們不也正是這樣的一群“盜火者”嗎?他們把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充分消化后又一點一滴地注進了祖國的血脈!
  
  就在這樣艱苦的生活和學習環境里,葉正大和同學們得知了一個喜訊:1949年底,要訪問蘇聯。1950年1月20日,周總理為談判及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等事宜也到了蘇聯。2月16日是除夕,、周總理出席了中國駐蘇聯大使館舉辦的春節聯歡會,經過種種努力,他們這些留蘇學生也得以出席晚會。
  
  休息時,葉正大拿著一個小小的記事本去找主席和總理題詞,總理為他題了“艱苦奮斗,努力學習”八個字。問他學什么專業,他回答說是學飛機設計的,聽了非常高興,為他寫下了“建設中國的強大空軍”。
  
  在這些留學生當中,有幾位同學在莫斯科大學學政治經濟學,其中包括葉正大的夫人任岳。聽他們講到自己的專業后說:“哦,你們在這里學政治經濟學?這個專業的學習需要聯系實際,在蘇聯學還不如回中國結合實際學。在蘇聯應學技術。”后來這幾位同學遵照指示,改學了技術專業。說的這番話對葉正大有很大的觸動,使他更深刻地理解了黨和國家派他們到蘇聯學習的意義。
  
  后來,葉正大的俄語逐漸過關。1952年8月17日,周總理率政府代表團又一次訪問蘇聯,討論有關中國和蘇聯兩國關系中的重要政治與經濟問題,其中包括有關蘇聯援助中國的重大建設項目,共156項。在與蘇聯的談判中,由于隨團的翻譯在技術詞匯方面有欠缺,所以周總理要葉正大給他當技術翻譯。就在這次談判中,葉正大給周總理當了兩個多月的俄語技術翻譯。
  
  1955年,葉正大以優異成績從莫斯科航空學院畢業,學校發給他的畢業證書上用俄文寫著“取得了與別人不一樣的成績”。畢業后,他與鄒家華同一批回國到了北京。在教育部留學生司等待分配時,司長說,現在中央決策要研制原子彈和導彈,方針是“兩彈為主,導彈”,組織上的意見是要你們回到蘇聯去繼續深造,讀研究生,學習原子彈、核能技術。但葉正大、鄒家華他們感到新中國剛剛成立,國家十分困難,當時鋼的年產量每年只有90萬噸,航空工業、機床制造工業都非常落后,決定盡快投入社會主義建設,為新中國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司長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后來葉正大被分配到軍事工業部(二機部)航空工業局,到沈陽飛機制造廠(原松陵機械廠,簡稱112廠)前機身組裝車間當了工藝員。從此,葉正大作為航空工業戰線的一名戰士,與我國航空工業結下不了情緣。
  
  4.祖國不會忘記
  
  1956年8月,中國個飛機設計室在112廠成立,徐舜壽、黃志千、顧誦芬、葉正大等一大批航空設計精英開始集結。他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一批技術力量,一面學習蘇聯的產品設計資料和有關的基本規范,掌握設計計算程序和方法;一面在工廠進行生產實習,熟悉產品的工藝規程。在此基礎上,開始部件和整機的產品設計,為將來建設飛機、發動機設計所準備條件和培養干部。葉正大在設計室任副主任和黨支部委員。
  
  1958年7月,經過1年零9個月的努力,于剛剛起步的新中國飛機設計事業有著重大意義的殲教1設計成功并進行了首飛。它凝結了徐舜壽、黃志千、顧誦芬、葉正大等我國代飛機設計師們的智慧和心血。慶功之際,葉正大覺得更重要的是,在殲教1設計過程中,整個設計隊伍素質得到了提高,設計人員普遍具備了既善于獨立思考又能集思廣益的能力。
  
  此后,葉正大以更博大的胸懷、更飽滿的熱情一次次投入到新戰機的設計研制中。他曾與航空工業局副局長徐昌裕到蘇聯,聽取專家對我國研制的“東風”107和“紅旗”2號發動機審核意見;他曾隨空軍司令員劉亞樓赴蘇談判引進米格-21飛機生產,并留在蘇聯消化米格-21飛機技術資料;他曾提出在米格-21改進、改型基礎上,研制雙25(馬赫數2.5、升限25千米)飛機,得到部領導支持,使戰機再上一個型號,即殲9;他曾在總工程師黃志千遇空難犧牲后,挑起負責解決關鍵技術問題的擔子……但是,恰在這樣關鍵的時候,“文革”來勢洶洶,葉正大成了批判對象,成了“走資派”,并被扣上“里通外國”“蘇聯反革命特務”等帽子。
  
  在那一段日子里,葉正大被抄家、關進牛棚,那是殲8的研制正要勁兒的時候。后來,他就一邊接受批判,一邊和大家一起堅持設計、研制、跟產。當時,葉正大工作的研究所距離生產單位112廠有近20里路,他和幾個同志每天騎著自行車“往返跑”——到112廠,研究處理殲8生產中的技術問題,晚上再騎回來,第二天在所里接受完批判,再騎車奔112廠。
  
  “文革”中期,葉正大領導了殲8飛機03架全機靜力實驗,加載到112%設計荷載時破壞。“文革”后期,在葉正大推動下,空軍組織了包括空中格斗在內的殲7與殲6性能對比試飛,終達成殲7勝于殲6的共識。
  
  葉正大從事飛機設計工作18年,領導和直接參與了12種型號的設計研制任務之后,走上了更高的主管國防科技工業全局性工作的領導崗位。在新的崗位上,他一如既往地特別關注著航空科研領域的建設與發展,一如既往地為航空科研事業奔走呼號、助威吶喊。同行們不會忘記,他曾借到北京出差的機會,盛情邀請葉劍英、劉亞樓到沈陽觀看殲教1的飛行表演,他曾陪同王震在南苑機場參觀殲8白天型飛機及裝備的空空導彈。同行們不會忘記,新成立的水上飛機研究所經過艱苦努力,于1976年自行研制水轟5飛機取得首飛成功。這樣一個海軍急需的項目,卻因經費等問題面臨下馬。有關部門向他做了匯報,1983年,在他的積極推動下,國防科工委召開了水轟5飛機工作會議,水轟5得以繼續研制下去。同行們更不會忘記,在一些重大型號和方針的研究過程中,他的意見都受到了高層領導同志重視。
  
  1977年之后,葉正大更是多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等獎項,他作為“新中國航空科技工業開拓者”實至名歸,當之無愧。完全可以說,在崗位上的60多年,他對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領導同志的影響力,不僅僅是由于他的出身和經歷,更是因為他是黨內少有的經過蘇聯的高等院校系統培養出的新型科學技術專家。
  
  在一線領導崗位繼續工作了19年后,葉正大于1992年擔任了國防科工委和以后的總裝備部顧問的工作,直到1998年離休。
  
  業內有一首名為《祖國不會忘記》的歌,歌詞說:“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個?在奔騰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在征服宇宙的大軍里,那默默奉獻的就是我;在輝煌事業的長河里,那永遠奔騰的就是我。不需要你認識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進,融進祖國的江河……”
  
  雖然,葉正大已調離中航工業集團很久了,但他早把全部生命融進了祖國的航空科技事業。同時,他也以60多年航空科研之奉獻、之經歷,驗證著中航工業集團很莊嚴也很流行的一句話:“一代飛機一代魂!”
  
  是的,一代飛機一代魂!這些,祖國不會忘記!
  
(原標題:葉正大:一代飛機一代魂)
(本文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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